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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权私用的原因及对策
发布时间: 2014-09-30 15:47:45 来源: 云南省纪委

所谓“公权”就是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公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用在于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实现国家主人的愿望。但由于人性中本能的贪婪、自私的恶性作怪,加之法治的软弱,“公权”不可避免地被“公仆”明里暗里地利用来谋取私利和满足欲望。公权私用,致使国家权力资源被蚁啃、鲸吞,破坏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秩序,直接侵害了社会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清正廉洁形象,危及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公权私用的几点原因分析

当前,公权私用,突出表现为公车私用、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等等。究其原因,与人性的、文化的、法治的因素不无关系。

(一)公权私用与当权者人性之恶息息相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人类由于志趣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由此看来,凡人都有潜在的兽性,掌握“公权”之人,无一例外都具有动物的自私性、贪婪性。人的心性,时而天使,时而魔鬼,只不过道行修养高的人,时常受到天道、地道、人道之“天人合一”真理的感悟,自我降服心魔的内功自然要比一般人高强。从道德层面讲,公权私用,体现的是私用者个人道德的缺失。握有公权的人,不求一概都要道行高深,但是,首先,他的道德修养境界不说好比远古时期的尧、舜、禹令人仰止,但至少应使普通老百姓足以信赖;其次,在私心欲望的自控上,不期望他是个神以至于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指望其务必非常模范地去遵纪守法,但至少其获取物质欲望的自控力以及遵纪守法的意识应该要比常人强;第三,相比常人,他的头脑应该更清醒而健全,随时能够分辨得清自己究竟是仆人的角色还是主人的角色,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必须为谁服务,知道所看管的财物的所有者究竟是谁,而不可公权私用或监守自盗。“人之初,性本善”,在仕途中曾经春风得意最终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官员,考察其人生发迹史,想当初哪个不是意气风发、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好人?有的贪官,出身寒门,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可谓曾经有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经历,可谓人中之杰。但官场中,面对功、名、利、禄的百般诱惑,真正能够明心见性,达到并坚守“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之圣人境界的,古今能有多少?

(二)公权私用的根源与历史专制文化的“温煮效应”息息相关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春秋战国甚至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诸子百家争芳斗艳的文化辉煌局面,史称“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学术自由、相互斗争不受压制的思想活跃性,可谓中国有史以来的绝唱。其思想成果,堪称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源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事件禁锢了国人思想。到了西汉,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便被历朝帝王作为统治思想和核心文化工具利用来驯化和统治人民,历经两千多年。这期间,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不乏饱读诗书的儒学精英,他们利用儒家“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克己复礼”思想神化专制王权、愚弄和教化国民。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润,人们往往把皇帝称为“圣上”,将官员当作“父母”,认为他们会像父母照顾儿女一样关爱百姓。千年的文化专制,教化出了国人“唯命是从”、“循规蹈矩”、“明哲保身”、“唯我独尊”的人性主流品格。这种羊性中兼有狼性的品格,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一直至今,以至于当今的一些“公仆”,一旦拥有实权后,骨子里唯我独尊、公权私用的特权意识便自然显露。因此,可以这么说,当代公权私用的普遍现象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2000多年来的“温煮效应”有关。

(三)公权私用产生的根源与法治大生态息息相关

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形容法律对公民人权的保护:“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意思是: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入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和官员腐败,资产阶级从取得政权时起,就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制衡体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必须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运行,行使国家职权的任何人,哪怕总统或首相,都绝对不允许有超越宪法、法律规定的特权,否则将招来国民的信任危机直至受到宪法、法律的追究而下台。这就是西方的法治社会。

纵观我国的法治,历朝都有法律制度,主张“德主刑辅”,维护得是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在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利上,老百姓不可能享有什么权利,可以说,几千年以来,我国的国民,一直习惯了服从专制政府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爷”们的统治和管理。“民主”、“宪政”意识在中国的产生,归功于清末留洋学成归国的有志青年们。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后,这种意识在中国得以传播,但后来的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失败、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法治意义上的民主、宪政都没有得到实现。建国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职能,共同参与国家管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建国后的首部宪法(1954年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此,民主、宪政意识划时代地在中国终于得以开始和发展。但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个曲折的过程,随后的大跃进、十年文化大革命,“民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文革时代的“人治”,仿佛使中国历史倒退到了残暴的专制时代。否极泰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着力于改革开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着力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上来。“依法治国”思想从邓小平时代迄今30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依法行政,尊重人权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民主与法治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人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烈。尽管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治”思想毒瘤虽然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还将会长期存在,但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中国民主与法治的不断进步完全符合一个当今越来越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利益要求,符合中国与世界经济、文明交流并共同发展进步的要求,与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的殊途同归。日益健全的法治环境为有效遏制公权私用提供了有力条件。

(四)公权私用与监督不力息息相关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已成为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何谓绝对权力?即不受监督、制衡、弹劾、罢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说白了,就是“一手遮天”的权力。因此,各国都会立法监督、制约国家权力不被滥用。在我国,根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我国当下的监督体系可分三大类:国家监督、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国家监督指国家机关的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党内监督指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和党的组织的监督。社会监督即非国家机关的监督,是指各政党、各社会组织和公民的监督,监督的主要形式包括:各政党的监督、社会组织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难看出,这是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眼之网,任何假借公权违法乱纪的行为应该都逃不过这张网的搜捕。现实是,掀起很多贪腐大案要案盖头,起到关键作用的往往是社会舆论。有的案子,在网络世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国家监督的有关部门才肯介入,更有甚者,出现集体失语或相互推诿的情况,唯有事态发展到民怨沸腾引起“高层”的注意后,事发当地的主要领导才会组织查办。究其深层原因,还是一个“绝对权力”在主导的问题。因为“党管干部”,上述监督主体,除社会监督主体外,所有这些部门的“一把手”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行使职权的,他们头上的“乌纱帽”摘与不摘,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该行政区域内最高党组织的“一把手”说了算。此时,已不难看穿,假若涉嫌的腐败问题与这一亩三分地里管天管地管百姓的“一把手”有牵连,或者说其旨意一旦影响到监督部门的正常履职行为,监督部门的不作为就不足为奇了。难怪,凡涉及到打“老虎”的大案要案,都会有中纪委的亲自督办或直接参与。

二、防治公权私用的几点思索

治病必求于根本。公权私用之病,根本是人性之恶在作祟。防治要从整体系统和辩证的高度入手,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治公权私用,关键在于道德教化和循规蹈矩,即所谓德治与法治并举,常治与长治相结合。

(一)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拯救国人失守的精神家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曾经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现代文明血脉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在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反观中国,将近100年以来的文化经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更加倒退,可以说是百年文化之殇。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提倡自由、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打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的响亮口号,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传统文化好不容易盼到新中国的成立,可不久后又迎来了10年“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一概被贴上“唯心主义”标签,被暴风骤雨般的“破四旧”、“打倒牛鬼蛇神”的革命运动,从痕迹上、精神上斩草除根地被革了命,国人的传统精神家园从此失守,中国传统文化整整断层了至少一代人的时空。这一代人,思想上既无传统的也无西方的文化。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在与世界经济的大交流中,西方自由思想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文化趁虚而入并直袭年轻人空乏的大脑,西方各种节日在中国开始盛行,国人传统节日成了没了文化品位的挥霍节。危险啊!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如果文化没根没底,国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他们的精神信念何谈生根?“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一个没了精神信仰,熙熙攘攘只图金钱名利且蝗虫般通吃一切反而又穷到只有钱的大众群体,其前途命运的结局一定会很悲惨。因此,从“四书五经”内发掘、梳理诸如儒家“仁者爱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道家“天人相应”思想,法家的“以法治国”等祖宗传统优秀文化,扶正祛邪,以现代世界文明为养料,培养和恢复传统中国文化精、气、神之元气,并使之发扬光大,雄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伟大中华民族魂。试想,在这样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民族魂大背景下,个人本性里的那些尚未完全进化的兽性即使按照丛林法则来说,能不有所抑制和收敛吗?更何况,文化的濡养是可以教化和改变人性的。

(二)进一步加大法治建设,不断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力度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一个法律原则,指在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不得轻慢。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任何人包括管治机构、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都必须遵守,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特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以确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体意愿。由此可知,依法治国的根本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执法的程序,规范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和私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有序发展,保护国民人身、政治权利的自由、平等以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切腐败问题的发生,都伴随着公权私用问题,直言了,公权私用的行为就是腐败行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建设一直在进步,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后,一系列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法制政府、阳光政府的政策措施也纷至沓来。可是,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仍然层出不穷,上到中央高层,下到农村基层组织,凡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问题的出现,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的正能量对公权的约束和监督触动不大。究竟如何防治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

第一、要精简机构,减少权力寻租的群体。严格按照国家核定的机构和人员编制,逐渐裁减现有机构和人员。一个国家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养活着一个庞大的公务员机构和群体并掌控着市场主要资源并以此大搞权力寻租,有违广大国民意愿,长此以往,势必会引发社会的动荡。真正的市场经济,当危机发生时,其会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发挥自身的免疫作用达到“无为而治”,使各种市场资源和要素得到充分合理配置而不必求助于政府行政权力。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于市场而不是去挖空心思的管理市场,从中捞取个人好处。再强大的市场经济,政府一旦管了不该管的事,最终只能沦落为腐败经济。

第二、要建立法治反腐体制。首先,全国人大要建立违宪审查机构,对违反宪法规定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和处理,切实维护国家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不受侵犯。其次,要制定反腐败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腐败行为,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再次、要制定保障畅通公民、社团、组织等社会力量对腐败行为揭露、反映的渠道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本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不因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而遭受任何部门、个人的打击报复和侵犯。

第三、要建立权力制衡体制。“三权分立”虽然不适合我国国情,但其权力相互制衡的思想值得借鉴。首先,要制定措施,树立各级人大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威,使司法、行政权力切实受到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其次,要切实贯彻落实好宪法赋予司法的独立检察权、审判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可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而影响司法公平正义之裁判。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要履行宪法赋予的监督职责,同时本身也必须接受宪法的监督,不可滥用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决定权。

(三)切实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力

“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置于监督主体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以保证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力,遏制公权私用的一切腐败行为尤为重要。

第一、要积极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法律监督的主体作用。首先,“一府两院”每年向人代会报告工作的同时,应该同时客观报告干部队伍清正廉洁的情况,接受代表的专题审议。其次,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对“一府两院”重点岗位,关键领域的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一把手”行使国家权力的腐败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及时纠正和处理腐败问题。再次,各级人大代表要切实肩负起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深入群众,充分听取并反映群众反腐诉求。

第二、要充分履行好党章赋予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切实践行“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神圣职责。“查办案件,惩治腐败”是党章赋予各级纪委的天职,也是履行“党要管党”的重要职责之一,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首先,上级纪委要加强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从政治靠山上保障下级纪委查办案件的底气;其次,上级纪委要向下级纪委派驻巡视组,负责监督、指导下级纪委查办大案、要案;再次,要不断强化纪委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提高查办案件的能力和水平,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服务于民,取信于民。

第三、依法维护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因此,要制定新闻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记者对腐败事件享有向涉事部门、个人核实,追踪事件真相并客观报道的权利,享有披露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权利。任何组织、部门、单位和个人,有向新闻媒体客观陈述所掌握事实的义务,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新闻媒体的合法监督权设置障碍,更不得非法侵犯新闻单位、记者的人身自由权。

综上所述,根除公权私用这种人性之恶,需要一个内外兼修的历程,通过锲而不舍的国民道德养成和国家法治文明的不断建设,最终必然会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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